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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是，达什伍德先生除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，其他一律退稿，而除非去折磨读者的灵魂，是达不到刺激效果的。为了实现这个目的，乔不得不在历史与传奇、陆地与海洋、科学与艺术、警察局档案与疯人院里到处搜索素材。不久，她发现自己的经历很单纯，只不过略略窥见过构成社会基础的悲剧世界。从商业的角度出发，她调动特有的劲头，来弥补自己的不足。她急切地为故事寻找素材，一心要使故事情节独辟蹊径，写作手法的娴熟就顾不得了，因此她在报纸上搜寻事故、事件和犯罪案件。她打听有关毒药的书，结果引起了公共图书馆职员的怀疑。她上街观察路人的脸，研究周围人物，不管是好人、坏人，还是不好不坏的人。她钻进尘封的故纸堆里寻找真实的或虚构的故事，由于这些故事十分久远，所以和新的一样好使。她利用自己有限的机会去接触人间的荒唐、罪过和苦难。她以为自己混得很成功，却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亵渎某种女子特有的细腻品质。她生活在坏人堆里，尽管这是她虚构的社会，但对她产生了影响，因为她目前的精神和想象的食粮是危险和虚无，过早地接触生活的阴暗面，很快就让本性中抹去了天真无邪的青春气息，尽管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经历。

    过多地描写他人的爱恨情仇，促使她研究和反思起自己的情感来，她开始感觉到，而不是看到，自己正沉浸在一种病态的、健康的年轻人不会主动介入的娱乐活动中。做了错事总会得到惩罚，乔在最需要惩罚的时候，她得到了。

    不知道是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帮助她读懂人物，还是女人渴望诚实、勇敢和坚强的天性帮助了她，当她赋予故事中的英雄以阳光下所有的完美品质时，乔发现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英雄，她对他产生了兴趣，尽管他身上还有许多常人的不完美之处。巴尔先生在他们的一次谈话中建议她，要她研究淳朴、真实、可爱的人物，不管她在哪里发现他们，并把这当成是作家的有益训练。乔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冷静地转身研究起他来。他要是知道她在研究自己的话，肯定会很惊讶的，因为这位可敬的教授认为自己是非常微不足道的。

    起初，有个问题乔始终搞不懂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。他既不富有又没什么成就，既不年轻也不潇洒，无论在哪方面都称不上风度翩翩、仪表堂堂，更不用说才华横溢。可他却像一团温暖的火，人们为他所吸引，在他身边就像围在暖和的火炉边。他很穷，却总把东西送给别人；是个外国人，可好像每个人都是他的朋友；并不年轻，可心情开朗得像个孩子；相貌平平，还有点古怪，可在很多人眼里，他却是漂亮的，看在他的分上，人们都愿意原谅他的怪癖。乔常常观察他，试图寻找出他的魅力所在，最终断定是爱心创造了这一奇迹。他要是有什么伤心事，也是“头埋在翅膀下”，他向世人展示的只是阳光灿烂的一面。他额头上出现道道皱纹，可时间之神似乎记得他待人善良，只是轻柔地碰了他一下。他嘴边的曲线令人赏心悦目，铭记下许多友好的话语和爽朗的大笑。他那双眼睛从不冷漠，也不严厉。他那双大手温暖有力，其表现力胜过千言万语。

    他穿的衣服似乎也具有主人热情好客的天性。外形很宽松，意在穿得舒服。宽大的马甲，暗示着里面有宽广的胸怀。褪色的上衣，透出几分善交际的样子。几个松垂的口袋，清楚地表明那几双小手经常空手进，满手出。那双靴子给人一种亲切感，衣服的领子也从不像别人的那样挺括，不会发出刺耳的咔咔声。

    “原来如此！”乔心想。她终于发现，真诚地善待自己的同胞能美化人，提升人，一位德国胖教师也不例外，尽管他大口地吃饭，自己缝补袜子，还得为巴尔这个名字所累。

    乔非常珍视善良，也尊重才智，这是女性的特质嘛。对这位教授的一个小发现，使她更加敬重他。他从来不提自己，也没人知道他在家乡的城市非常受人尊敬，因为他学识渊博、诚实正直。后来一个同乡来看他，在和诺顿小姐聊天时，才透露出这件令人高兴的事。乔是从诺顿小姐那里得知的，而巴尔先生自己从来没提过，为此她更高兴了。他在美国只是个寒酸的语言教师，可在柏林他却是位知名教授，乔得知此事感到十分自豪。这个发现给他的生活增添了几分浪漫的色彩，大大美化了他朴实、勤奋的生活。

    除了才智，巴尔身上还有一种更加优秀的天赋，它以非常意外的方式展现给了乔。诺顿小姐能自由出入文学圈，要是没有她，乔也没有机会去见识一番。这个孤独的女士喜欢上了这位胸怀壮志的姑娘，她把许多类似的机会友好地赠予了乔和巴尔教授。一天晚上，她带着两人参加了一个为几位名流举办的高级酒会。

    赴宴之前，乔就准备好向这些伟大的人物鞠躬致敬。早在遥远的地方，她就已经以年轻人的热情崇拜这些伟人。可是，那天晚上，她对天才的敬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。她发现这些伟大人物也不过是凡夫俗子，好久都没回过神来。她怀着仰慕的心情，羞怯地看了一眼那个诗人，他的诗句使人想起食用“精神、火和露水”为生的天神，他正以一种极大的热情狼吞虎咽地吃着晚餐，这种热情烧红了他那智慧的面容，你可以想象她有多沮丧。偶像落地了，她掉转方向，又有其他的发现，这些发现迅速驱散了她的罗曼蒂克幻想。那位伟大的小说家在两个大酒瓶之间举棋不定，像个钟摆有规律地摆动着；那位著名的神学家公然与一个当代的斯塔尔夫人[3]调情，而她对另一个温和地讽刺她的科琳怒目而视，因为科琳在吸引起渊博的哲学家的注意时占了她的上风；而哲学家像约翰逊[4]一样高雅地饮着茶，显得睡意蒙眬，因为那女士喋喋不休，使得他无法说话。科学界名流们忘记了他们的软体动物和冰河时期，一边聊着艺术，一边以特有的劲头专攻牡蛎和冰淇淋；俨然是俄耳甫斯[5]第二的年轻音乐家，迷倒了整个城市，却在吹牛；那个英国贵族的现场标本，恰恰是这次酒会里最普通的人。

    酒会还没过半，乔就完全幻灭了。她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，努力恢复常态。不久，巴尔先生也坐了过来，他显然与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。很快，几个哲学家大谈起了各自的业余爱好，他们踱步过来，最后在休息室演化成了一场智力竞赛。他们的谈话乔不知所以，可她喜欢听，虽然康德和黑格尔不知是哪方神仙，“主观”和“客观”也是莫明其妙的术语。这一切结束以后，“她内在意识产生的”唯一产物是头痛。她渐渐明白过来，世界正在被拆得粉碎，然后按照新原则重新组合，而这些谈话者认为，这些原则空前无比优越。而宗教很有可能被推理为虚无，而智慧则是唯一的上帝。乔对各种哲学和玄学都是一窍不通。但是她听着听着，心里升起一种奇怪的冲动，既快乐又痛苦，感到自己飘到了时空之间，就像节日里放飞的小气球。

    她回过头想看看教授是否喜欢，发现他看着自己，脸上带着从未见过的严肃神情。他摇摇头，示意她走开。可她当时对思辨哲学的自由着了迷，呆呆地坐在位置上，想知道这些智者推翻了一切旧的信仰之后，拿什么作依靠。

    再说，巴尔先生自信心不足，不轻易发表己见，这倒不是因为他没有主见，而是因为他太真诚、执着，不想轻率地讲出来。他的目光从乔转到另外几个年轻人身上，他们都被璀璨的哲学焰火所吸引，他皱起眉头，渴望着说几句，他替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担心，生怕他们会被焰火引入歧途，等到曲终人散才发现，只有一根空空的烟花棒，或者就是烧伤的手。

    他尽量克制着，可等到有人请他发言时，他义愤填膺，用雄辩的真理来捍卫宗教的尊严——雄辩使他并不地道的英语变得动听起来，相貌平平的他也显得漂亮了许多。他战斗得很艰苦，因为那些智者能言善辩，而他永不言败，勇敢地坚守阵地。不知怎的，听着他的讲话，乔感到世界恢复了正常。古老的信仰存在了那么长时间，显得比那些新观点要优越得多。上帝不是盲目的力量，永恒也不是美丽的寓言，而是一个福音事实。她感到又脚踏实地了。虽然巴尔先生讲不过别人，但信仰绝没有动摇，等他讲完，乔想鼓掌感谢他。

    但她没有这么做，不过她记住了这一幕，从心底里尊敬教授。她明白，要在此时此地直抒胸臆，确实要费很大的劲，是良知让他不能保持沉默。她开始意识到，拥有品德比金钱、地位、才智和美貌都更可贵；她开始感到，要是伟大像一位智者说的那样，是“真理、尊严和善意”，那么她的朋友弗里德里希·巴尔不仅善良，而且伟大。

    这一信念日益巩固。她重视他的看法，她希望得到他的尊敬，她要使自己配得上他的友谊。就在她的这个愿望最诚挚的时候，她几乎失去了一切。事情起源于一顶三角帽，有一天傍晚教授来给乔上课，头上戴了顶纸做的士兵帽，是蒂娜给戴的，而他忘了拿下来。

    “很显然他下楼前没照照镜子。”乔心里想着，面带微笑。只见他说了声：“晚上好！”便严肃地坐下，要给她朗读《华伦斯坦之死》，完全没意识到他的主题与他的头饰是个滑稽的反差。

    起先她什么也没说。她喜欢听他开怀大笑，当有趣的事情发生时他总是这么笑，所以她不去提它，而让他自己去发现。不久她把这事完全忘记了，听德国人读席勒的作品令人全神贯注。阅读之后便是功课，这节课上得很活泼，因为乔那晚的心情很好，那三角帽让她的眼睛快活地闪烁着。教授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，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停下来问她，略带奇怪的神情，令人无法抗拒：

    “马奇小姐，你当着老师的面笑什么？你不尊重我，今天表现这么不好？”

    “你忘了把帽子拿下，我怎么尊重得起来呢，先生？”乔说。

    这位漫不经心的教授严肃地把手举到头上，碰到了那顶小三角帽，他拿下来盯着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把头一仰，笑了起来，笑声像是从大提琴里发出来的，很欢快。

    “啊！我看到了，是那个小淘气鬼蒂娜干的，她让我成了个傻瓜。哦，这没什么，但你得注意，要是这堂课你学得不好，你也要戴帽子。”

    但是这堂课停了好几分钟，因为巴尔先生看到帽子上的画，把它打开来，非常厌恶地说：“我希望这类报纸不要进这幢房子。孩子们看了不合适，年轻人也不宜看。这种东西很不好，我不能容忍制造这些危害的人。”

    乔朝那张纸看了一眼，看到了一幅可爱的插图，上面画着一个疯子、一具尸体、一个恶棍和一条毒蛇。她不喜欢它，但内心有一股冲动促使她去把报纸翻过来看，这冲动不是不高兴而是害怕，因为这一刻她想到报纸可能是《火山周报》。然而它不是，她的恐慌平息了，她还记得，即使是那报纸，上面有她的小说，也不会有她的署名，她不会暴露。可是她的眼神和脸红出卖了自己，虽然教授是个漫不经心的人，可是他看到的要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。他知道乔在写东西，也曾不止一次在报社碰到她。她从来不提起，所以他也没问，尽管他很想看看她的作品。现在他意识到了，她正在做她自己羞于承认的事情，这让他很不安。他不像许多人那样对自己说：“这不关我的事。我无权说三道四。”他只记得她是个贫穷的小姑娘，远离父母的关爱，便产生了想帮助她的冲动，这冲动来得既迅速又自然，就像要伸手从污水坑里救一个婴儿。所有这些念头在他的脑子里闪过，但脸上没显露一丝痕迹。报纸翻过去了，乔在穿针引线，他相当自然但又很严肃地开口说：

    “对，你做得很对，不去看这些东西。我认为好女孩是不应该看这些的。这些东西是用来取悦一些人的，但我宁可让我的外甥玩火药，也不会给他们看这些害人的垃圾。”

    “并不是所有这类东西都是害人的，只是无聊，你也知道。如果有需求，我觉得供应这些东西没什么坏处。许多非常可敬的人就写这所谓的轰动性小说，这是正当的谋生手段。”乔说着用针猛地划了一下，针过之处留下一道小裂痕。

    “威士忌有需求，但我想你和我都不喜欢去销售它。如果这些可敬的人知道他们都做了什么样的伤害，就不会觉得他们的这种谋生手段是正当的。他们没有权利在小糖球里包毒药，然后给小孩子吃。不，他们应该想一想，在做这种事之前先清扫大街上的泥巴。”

    巴尔先生激烈地说着，把报纸揉成一团，朝炉子走去。乔静静地坐着，仿佛火已烧到她的身上，因为那三角帽变成了烟，毫无害处地沿着烟囱离去了。可她的脸还在燃烧，而且还烧了好一会儿。

    “我真想把所有剩下的都付之一炬。”教授嘴里咕哝着，带着宽慰的神情走回来。

    乔想象着，她楼上那堆报纸烧起来，火焰会有多大啊，此刻她那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沉重地压在她的良心上。然后，她自我安慰地想，“我的跟那些不一样，只是无聊，绝对不会害人，所以我不必烦恼。”她拿起书本，以一副勤学的神情问：“我们还要继续上课吗，先生？我现在很乖，很有礼貌了。”

    “我希望如此。”他就说了这么几个字，但其含义比她想象的要多，他严肃而慈祥的目光让她有一种感觉，仿佛“火山周报”这几个大号字体就印在她额头上。

    一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她就拿出报纸，细细地重读了一遍自己所写的每一个故事。巴尔先生有点近视，有时要戴眼镜。乔曾经试戴过一次，笑着发现她书上细小的字变大了。此刻，她似乎戴上了教授的精神眼镜，或者说道德眼镜，因为这些荒唐故事中的瑕疵令人恐惧地盯着她，让她惊慌失措。

    “都是些垃圾，如果继续写下去，过不了多久，情况会更加糟糕，因为一篇比一篇耸人听闻。我这么盲目地写着，伤害了自己，也伤害了他人，仅仅是为了钱。我知道是这么回事，只要我静下心来读，就会感到非常羞愧。要是家里人看到了，或者巴尔先生拿到了它们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单单这么想着，乔的脸又发烫了，她把整捆报纸都塞进了火炉里，火焰之大差点要把烟囱烧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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